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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月天,北方的春意到底还是晚些,一路从盂县过来,山间的草木尚未丰茂,枝头只笼着一层若有若无的淡青,是那种需要眯了眼才看得出的颜色,山桃花也刚刚开放。以前来盂县,曾听盂县的领导说大汖这个古村落值得一看,前几次来去匆匆,未及得见,这回总算得偿所愿。
我们把车停在梁家寨大汖古村景区山门外,换乘景区专车上山。山路之险,出乎意料。窄处仅容一车贴壁而过,急弯一个接着一个,车窗外便是深谷,我这不习惯走山路的人,不禁攥紧了扶手。同车的几位游客索性闭上眼,嘴里念念有词。司机倒是气定神闲,方向盘在他手里左转右旋,像是摆弄一件熟稔的玩具。这样颠簸了四五公里,才在一块开阔的平台上停下。
山风迎面扑来,带着石壁间未消的寒气。
询问景区工作人员得知,上山的路有两条:年轻人不妨爬上去,一路上可以看看山景,腿脚不便的可以换乘村里人开的小车。同行的家人们选择了后者,我们选了一位看起来很憨厚的中年男士开的车,骄车沿着更窄的便道突突地往上爬。我坐在副驾的位置往窗外看——山体很陡,山路弯弯,我下意识地抓紧车窗上方的拉手。
也许是开车的师傅看出我的紧张与局促,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聊天。
“你知道大汖古村的来历吗?”
“我不知道,只是有一年到盂县来,当时在任的书记说,如果有空一定要看看大汖古村。”
“欢迎你们来旅游。我是大汖村的人,我们村的祖先单一姓氏——姓韩,是一千五百年前从安徽逃亡到这里的。我不清楚当时发生了什么事,只知道祖先为躲避追杀,四处奔逃,当时兄弟三人带着家眷逃到这里,从山下选到山上,选来选去。这里的山口有三道瀑布(大汖、二汖、三汖),‘汖’字,上面是山,下面是水,是山上有水的意思,山青水秀,适合居住,最后祖先们确定在这里定居。因我们村坐落于最大瀑布处,故得名大汖。”
“这么说,您也姓韩咯?”
“不,虽然我们村里的人都姓韩,但我不姓韩,我是上门女婿,等于嫁给了韩姓姑娘。”
“原来如此!另外来之前我查过字典,这个汖字念pin(四声),怎么你们当地人念chang(三声)?”
“实际上我们口语里念can(四声),自古就是这样念的。你们现在来有些早,如果夏天来,老远就能听到瀑布的叮咚声了。”
说话间汽车停在了村口的老槐树旁,我打开车门走了出来。
“看,这就是我们的大汖!”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,那些石砌的房子就像从岩壁上长出来似的,一层咬着一层,悬在半空里。
那一刻,我明白了何为“震撼”!
村口的古槐最先迎人。古槐树干极粗,三个人合抱未必拢得过来,枝干苍劲如铁,向四野恣意伸展。他说这树遭过日军火烧,村人都以为槐树被烧死了,谁知多年后又复生,如今依旧枝繁叶茂。树下两位老人坐在石墩上晒太阳,见有人上来,也不言语,只笑了笑,那笑纹在脸上漾开,像水波漫过石滩。
大汖整座村子建在一块完整的巨石山坡上。房屋从山脚一直堆叠到山腰,层层叠叠,错落有致,竟有十四层之多。石墙、石阶、石碾、石磨,目之所及全是石头。这里所有的房屋都没有地基,直接凭着粘土和碎石砌在光滑的山岩上。我不知古人们是怎么把一块块石头背上山的?那得费多大力气啊?
“我不能陪你们了,你们自己在村里转吧。”说完他开车下山去接下一批游客。
我们沿着石阶往上走。巷子极窄,有的地方仅容一人侧身通过,脚下是青石板上磨出的凹痕,我们走得很慢,不时停下来喘口气,好不容易来了,得一步一步走上去才行。
一户人家的门半敞着,门口墙上有一块牌子“大汖最美四合院”,我们推门进去,院子不大,靠墙有一柴灶,好像柴禾还没完全熄灭,灶膛里残留的柴灰仿佛还有余温,大铁锅里的南瓜籽冒出的香气很诱人,院子里的木板上也晾着许多南瓜籽。院内的房屋都是木格子窗,窗棂榫卯咬合得严丝合缝,正房的窗户是玻璃的,下房则是糊的窗户纸,有的纸破了,像一双双望向远方的眼睛。
“这房子得有一百多年了吧?”,我猜测着房子的年代,问女主人。
“那可不止。大汖村的历史可追溯至北魏时期,村后大王庙里的石像背后刻着“北魏永安二年”的字样,距今将近一千五百年了。”
“哦,我想起来了,我们上山时的司机师傅说过,是一千五百多年了。”
一千五百年,朝代更迭了多少回,而这里的人就这样一代代在山壁上凿石为阶、垒石为屋,把自己的根扎进石头缝里。
我一面惊讶村子历史的久远,一边抓起南瓜籽尝了一个,很香。于是我们买了一袋南瓜籽,告别了女主人继续往上走。
走到村子的最高处,回身往下望。午后的阳光斜斜地打在山壁上,石墙泛着温暖的赭黄色,黛色的屋瓦层层叠叠,竟真有些像布达拉宫的神韵。有位老人坐在自家门口晒太阳,一问,八十多岁了。年轻人早已下山去了城里,留下来的只有这些故土难离的老人。他们喝着山泉水,种着小米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过着千篇一律的日子。
我沿着石阶小路向上走着,且不说眼前的景,只说脚下的石、风中的尘、和那些被磨平了的岁月,踩在石板上的人,那人是北魏的戍卒还是避乱的流民?是牵牛的农夫还是背着孩子的妇人?我不知道。但石阶知道。那青石面上被磨出的凹痕,光滑如镜,却不是一朝一夕能踩出来的。那得多少双脚、多少代人的分量,才能把粗砺的石头磨成这般温润的模样。每一道凹陷里,都盛着风雨、晴日、悲欢,更有寻常的一日三餐。
村里保存着古老的建筑,木质的梁架已朽成了深褐色,榫卯之间却依旧咬合得严丝合缝。我仰头去看那些梁架,在昏暗的光线里,它们像一具苍老的骨骼,沉默地撑着整个屋顶。木头与木头以最古老的方式相拥,竟比任何现代的黏合剂都来得长久。
来到一个路口,我正在犹豫着往上走还是向右转,一位大娘招呼我们:“你们是第一次来吗?到家里来坐坐吧,歇歇脚,喝口水。”我们欣然前往,进了老人家的院子。
聊天中得知老人家七十多岁了,是大汖村的老人了,一直在村里住,当然她也姓韩。她和老伴养大了六个子女,孩子们都已在县城定居了。子女很孝顺,多次想接二老去县城居住,但他们一直不肯。特别是老伴去世后,她更是以故土难离为借口住在村里。2013年央视来村里拍纪录片,采访时她与导演的合照挂在她家的墙上,向我们证明着这一切。这两年由于年事已高,她只在冬季最寒冷的日子去孩子家里小住,天气转暖就又回到村里。我劝她和孩子们一起住,也好有个照应,但她说在大汖生活了一辈子,实在离不开自己的家。
老人告诉我们:上世纪50年代,大汖还有住户80多家、360多人。那时的村子称得上是一个小社会,学校、供销社一应俱全。老人说那时的院子里住满了人,显得窄小、拥挤,每间房子都有人住,很有生活气息。那时村里戏班都有两套,一套是老年人的北路梆子,一套是年轻人的中路梆子。上世纪90年代开始,受洪涝灾害影响,绝大多数村民都各寻出路,迁往别处。只有13位上了年纪的老人还留在村里。
我们从她家出来,她把我们送到院外,目送着我们这些匆匆而来又匆匆离去的外人。她的身影和身后的石墙、石阶融为一体,仿佛本来她就是这山的一部分。我忽然想,自己踩过的每一级石阶,一千五百年前,或许也有人这样踩过。
是啊,大汖村的石头,在山上待了一千五百年。它们在那里风吹日晒,雨打霜侵,看着山下的朝代像戏台上的角色一样轮番登场又匆匆退场。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,每个名字在史书里都轰轰烈烈,可在这山壁上,不过是一场雨从檐角滴到石阶上的功夫。从北魏到现在,整整一千五百年,大汖村的石头还在撑着整座村子的骨架,让那些空了的院落、老去的屋瓦,依旧保持着某种尊严。
我忽然想,石头不会老,老的是住在石头屋里的人。可只要石头还在,家园就还在。哪怕有一天最后一位老人也下了山,哪怕石阶上再也听不到脚步声,大汖村仍然会安静地坐在这太行山的褶皱里,让风继续吹过那些空窗,让苔藓慢慢爬满石墙,让一千五百年的光阴,在山壁上继续一层一层地叠加。
人活不过石头,但石头替人记住了所有。大汖村的石头是会说话的。只要你肯俯下身去听。
村口那棵遭过火焚又复生的老槐,树干焦黑的那一面朝着西北,据说是当年日军为了报复村里让八路军伤员养伤,放火烧山时留下的印记。焦皮之下,新生的树皮正一点点地包裹住旧伤,像一个老人在用余生慢慢愈合一道陈年的疤。那场火是哪一年来着?好像是1943年?不管人们是否记得,树的年轮记得,一圈一圈,密密的,紧挨着,像是把那段年月咬紧了牙关咽下去,再长出新枝来。
而比槐树更老的,是大王庙里那尊北魏永安二年的石像。石像的面容已被风雨蚀得模糊,眉眼只剩个轮廓。可背后刻着的字还在,刀痕深峻,笔画间塞满了陈年的苔藓。那行字是冰凉的,却是一千五百年前某个工匠刻下的,他刻这几个字的时候,可曾想过一千多年后会有一群不相识的人,站在同一块石头前,隔着茫茫岁月与他相望?
大汖村独特的乡土建筑完整地保留了古老的传统和民俗风情,体现了人与自然、人与山地的和谐。
下山时,车沿着山路盘旋而下,古村在身后越缩越小,最后成了一片淡淡的青影,嵌在太行山的褶皱里。回头望去,古村在赭黄色的山壁上层层叠叠地攀着,像一部竖写的史书。每一层是一百年,每一间屋是一页,那些空空的窗户是留白,等着后人去读、去研究。我不知道下次再来会是什么时候,也不知道这里的老人还能守多久。但这山、这石、这悬在崖壁上的家园,一千五百年都这样过来了,想来还会继续下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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